原创:黄俊俭

　　祁硕森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北朝碑刻书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陕西近代书法研究所所长。

　　发表论文《碑学高峰于右任》《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浅谈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儒道佛思想与于右任书法艺术三境界》等，出版著作《百年巨匠·于右任》《于右任书学研究》，主编《草书学刊》《书坛巨匠于右任书法作品集》《百年巨匠于右任书法集》《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草圣于右任墨迹》《陕西书法志》《“浩然之气”——首届全国高校碑学论坛论文集》，担任《于右任书法全集》副主编。

　　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竖起了一座高峰

　　——祁硕森访谈

　　本报记者黄俊俭

　　黄俊俭：作为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请你介绍一下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的相关情况。

　　祁硕森：于右任先生不仅是一位早期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报人，而且还是影响海内外的爱国诗人。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喜爱，书坛有“旷代草圣”“诗仙草圣”“碑学泰斗”“百年巨匠”等美誉。加之于右任先生生于陕西，长于陕西，他对故乡人民又有着特殊的感情，缘于此种种原因，正值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兴起的书法热潮，热爱书法、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陕西老一辈革命家，于1987年12月发起成立了“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这一学术团体。首届名誉会长由时屈武先生担任，会长为范明将军。同时，聘请孔从洲、巴金、刘海粟、董寿平、李普同、胡恒、胡公石、霍松林、启功以及日本友人金泽子卿、高桥国夫等先辈为首批顾问。

　　为了加强于右任书法研究的专业性与学术性，从1995年到2009年，会长均由西安交通大学钟明善教授担任，副会长由刘超、王德廉、周盛才等担任。这一时期是于右任书法学会创会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学会在钟明善教授的带领下，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对于右任书法艺术的研究与推广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在王改民等会长的带领下，学会仍不断发展壮大。

　　学会最初创立的宗旨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推广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

　　黄俊俭：历年来，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开展了哪些活动？

　　祁硕森：学会从成立以来，即注重于右任的书法研究，并不定期开展与海内外相关研究于右任书法的社团进行学术交流与书法展览活动。

　　1988年，也就是学会成立的第二年，与日本高崎书道会在西安举办了第一届于右任书法流派展。

　　1993年，在钟明善、尉天池先生的倡导下，学会与南京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台湾中国标准草书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在南京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于右任书法流派展。

　　1994年8月，学会在西安举办了第三届于右任书法流派展，参加活动的有以李普同先生为团长的台湾书法家和以金泽子卿为团长的日本高崎书道会的书法家，以及南京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的书法家。

　　1998年7月，在西安举办了纪念于右任诞辰120周年中日书法联展。

　　2006年11月，在西安举办了纪念中国标准草书创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南京中国标准草书学社，以及江苏徐州、青海及陕西的代表。

　　2012年10月，由时任会长王改民带队一行8人，赴南京与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开展交流活动。

　　2017年7月，由我任团长的18位陕西书法家，赴日本参加了第三十回高崎书道会国际交流展。同年11月，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举行了大型国际书法邀请展及学术研讨会，邀请台湾中国标准草书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南京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等多家艺术团体。

　　2019年6月，学会协助中国书协在三原举办“望故乡——于右任书法三原故里展”。

　　这是我会近年来与海内外相关于右任书法研究社团的主要书法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不仅提升了广大会员对于右任书法的认识，而且对增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及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俊俭：请你介绍一下国内外研究于右任书法的现状。

　　祁硕森：目前，国内外研究于右任的社团主要有南京中国标准草书学社、日本高崎书道会、台湾中国标准草书学会，以及近年三原县成立的于右任标准草书学社。另外，陕西榆林、宝鸡、铜川等市县也有相关的于右任书法研究社团组织。

　　南京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的前身——标准草书社，该社是于右任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创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于右任标准草书的学术社团。自1984年以来，南京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对于右任先生倡导的标准草书的研究与推广。历任社长：胡公石、尉天池先生，以及现任社长徐利明先生。他们在宣传于右任先生的爱国思想和标准草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在钟明善教授主持下研究成果蔚为浩繁。2014年10月，由钟明善会长任主编，我和钟向、王劲等担任副主编，历时15年之久编簒的《于右任书法全集》六函三十六卷本付梓，由文物出版社主办，在礼堂召开了隆重的首发式。

　　在《于右任书法全集》基础上，时隔7年，即2021年1月，再次由钟明善任主编，我与其他同仁任副主编，又完成第七函（六卷）《于右任书法全集·续编》，并正式出版发行，与之前的全集，共计42卷。

　　2017年，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持，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的《陕西书法志》（民国卷）于2022年底顺利结题，现已交付印行。本志书由我担任主编，副会长杨晓萍任副主编。该志书仅于右任先生的记述就占有很大比重。

　　2010年始，由学会副会长、西安于右任书法博物馆馆长杨晓青任主编，我担任执行主编的内刊杂志《于右任研究》至今已出版18期。

　　2017年，由钟明善和我共同担任主编的《草书学刊》发行两期后，因经费等原因暂已停刊。此刊实际上是于右任先生1941年创办的《草书月刊》的复刊。

　　2019年，我所著的《百年巨匠·于右任》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专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学会另有钟明善教授任学术顾问，我任主编，陆续编著有关于右任研究的专著、作品集、论文集多部，如《于右任研究》《书坛巨匠于右任书法作品集》《百年巨匠于右任书法集》《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草圣于右任墨迹》《碑学泰斗于右任书法作品集》《于右任书法艺术大字典》《“浩然之气”——首届高校碑学论坛暨论文集》《“浩然之气”——首届高校碑学论坛暨北碑书法展作品集》等。

　　这些著作、编著、刊物面世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反响。

　　黄俊俭：你曾发表过数十篇有关于右任书法的文章，编著近十部有关于右任书法的图书。你认为于右任先生在书法艺术方面的突出贡献是什么？

　　祁硕森：若谈于右任的书法贡献，我们就必须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并站在中国书法发展史的坐标上来揆度于右任先生的书法成就是什么？贡献是什么？否则是不客观的，也容易偏颇。从于右任少时的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理想、追求，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使命感，我们会发现他在碑学实践上所做出的成功探索是绝非偶然的，也是空前的。由此可窥得他对碑学的实践与改造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思想基础上展开的，并在这些思想的观照下总结清代碑学研究思想与研究经验，而逐步形成他个人的书学观与书学思想，所进行的书学实践。他是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篆、隶、楷、行、草，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合，而形成自己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的书法艺术风格，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是独树一帜的，是史无前例的，是与其人生实践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接受不同文化思想的濡染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书风的建立是具有革新性的，他是清代以来碑学运动最终在中国书法史上集大成者的典范。

　　就楷书而言，1930年前后，于右任在碑体楷书方面的研究基本完成，他将践行10年之久的北朝时期不同风格的碑学为我所用，进行大胆扬弃，并将汉碑、魏晋“二王”，以及唐宋元诸家的隶、楷、行、草等笔法、结字、体势等多种元素裁为一体，形成独特风貌的碑体楷书。他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为一炉的新面貌。这就是他以碑为骨，以帖为韵的碑学创作理念下的重要成就，也是他超越前贤之关钮。这种碑帖兼容的书风将清以来的碑学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竖起了一座高大的碑学旗帜，从实践上对清几代书家所遗留的“问题”做了完美的解答，在中国碑学史以及书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至于1930年前后的约四五年间，他对碑体楷书的行书化，即碑体行书表现出豪迈雅逸之气，以及紧随其后的20多年，他的主要精力致力于将北碑融入草书的探索研究，所形成碑体草书之虚静宏阔之境，皆逸世而独立，是历代草书之所未见者。于右任先生在碑体楷书、碑体行书、碑体草书上做出的贡献是清以来碑学运动最成功的探索，这种贡献是有重大书史意义的。

　　黄俊俭：于右任先生是碑帖结合的代表性人物，碑帖融合在其笔法、结体、章法，以及书法风格上都有哪些不同的表现？你认为对此加以研究对当代书坛有何借鉴与启发意义。

　　祁硕森：从蒙学时期于右任先生在三原县城的毛班香师塾，首先接受了王羲之帖学书风，一直到1920年前后，大致于右任先生40岁之前，从史料考释和书法遗存风格来看，其师法范围是碑帖兼为所学：帖学如王羲之《圣教序》、王献之《洛神赋》、趙孟頫《闲居赋》等；碑学如《张猛龙》《嵩高灵庙》《元倪墓》等。至此，书法作品的创作还相对独立或单一，师帖则帖，师碑则碑，并未将碑帖融为一体。因此，在以阳刚取胜的碑学和以阴柔见长的帖学两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不偏颇的开端，为他日后书法的综合发展，做好了双重准备。

　　从20世纪20年代初，于右任先生致力于碑学研究开始，到1930年3月，所书《秋先烈纪念碑记》的碑体楷书期间。他对碑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摩崖类，如陕西汉中王远所书的《石门铭》、汉隶《石门颂》，山东云峰山郑道昭所书《郑文公碑》、邹城铁山僧安道一所书《石颂》等。其二是造像题记类，如河南洛阳《龙门二十品》、陕西耀县药王山《姚伯多兄弟造像》等。其三是墓志，如河南洛阳出土的“鸳鸯七志斋藏石”、河南南阳的《张黑女墓志》。其四是碑碣类如《嵩高灵庙碑》等。另如大篆《散氏盘》《石鼓文》等于右任先生也进行了广泛研究。他曾有诗作：“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他对碑学“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因为碑学尤其是北朝时期的刻石，虽有其正大、雄强之气，但其书体剥杂、良莠不齐，于右任裒多益寡、化而裁之。

　　他对碑学研究不只在书斋案牍间的临与习上下功夫，他“笃信力行”，为搜碑、寻碑、访碑、护碑，他曾涉足豫、陕、鲁等名山古刹，有《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纪广武将军碑》《寻碑》《游龙门观造像》等诗作可见一斑。并将自己重金所购魏晋、北朝墓志近400方原石椎拓研磨，后于1940年为避日祸而委杨虎城将军派专人“护送”于西安碑林。由此也可见证他对北碑研究的醉心与执着程度，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保护及其无私奉献精神。

　　于右任先生的碑帖融合之路，使清末陷入困局的碑学运动重获生机。不仅成功将碑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给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为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所以，于右任先生这种碑体书风的建立，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书史意义，对当代书法的创作与研究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黄俊俭：请你略述于右任创立标准草书的意义是什么？

　　祁硕森：为了推广标准草书，从1932年夏，于右任先生与同道在南京成立草书社始，直至1964年终老，在30多年的岁月里，他对书法艺术的投入主要是致力于标准草书的整理推广与个人草书艺术的创作研究两个方面。二者是相得益彰的。其学术成果与艺术造诣均取得巨大成就，也因此被后世誉为一代草圣。

　　当年，于右任先生创立标准草书的四个原则是“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主旨即是提高汉民族繁难文字的书写速度，以省时省力，为民族快速发展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文字书写方法与样式。

　　草书社对标准草书的取法大致以历代的章草、今草和狂草三系作为字源基础。吸取章草“利用符号”“字字独立”“一字万同”的优点，今草“重形联，去波磔”和狂草“重词联，师自然，以放纵鸣高，以自由博变为能”的优点，是对三大草体综合其优势而建立起来的。

　　标准草书确定前，于右任先生曾进行过两次浩繁的编纂，但终因不满意而不得不放弃即将成书的艰辛工作。最后，选择以大众较为通用的《草圣千文》为母本。于右任先生在世前曾进行过9次修订。

　　由此可见，标准草书是以社会的实用性为根本出发点，是为大众、为社会服务的。所以，我们说标准草书的创立是站在中华民族大文化意义上的一次文字改革行动。今天，我们研究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对当代草书艺术的发展，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俊俭：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祁硕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