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建社九十周年

　　7月21日，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建社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南京举行，各界嘉宾和书法界同仁汇聚一堂。本次研讨会以“于右任先生书法艺术综合研究、草书、标准草书研究以及草书、标准草书在海外文化艺术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为主题，面向海内外研究于右任及标准草书的专家、学者约稿。全国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徐利明社长、叶鹏飞副社长共同主持，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孟庆星首先发言，随后著名学者李一、樊利杰、刘宗超、何鑫、祁硕森、刘劲松、王晓光、唐楷之、刘元堂等先后作了主旨发言，青年学者程渤、刘瑞鹏、李泊潭、李怀志、石国强、程雅姝等作了交流发言。

　　原中书协副主席、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终身荣誉会长、著名学者钟明善教授，以视频的方式对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建社90周年表示祝贺！

　　祁硕森教授受邀参加纪念大会，并在研讨会作了专题发言。

标准草书与于右任草书之关系

祁硕森

　　从1932年夏于右任与同道在南京成立草书社始，直至1964年终老，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他对书法艺术的投入主要致力于标准草书的整理修订与个人草书艺术的创作两个方面。二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其学术成果与艺术造诣均取得巨大成就，于右任也因此被后世誉为一代草圣。下面我们将从标准草书和于右任草书分别进行阐述。

　　第一，标准草书的整理研究与文化贡献。

高梧沧海联

　　为了对历代相对纷乱而无序的草书作一标准化的整理与研究，于右任与同道在1931年成立了草书社(1932年更名为标准草书社)，据刘延涛《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记：“自清末到民国年间，国人多有感于中国文字繁复，书写艰难，而有改良之议；有主张用章草者，有主张用简字者，有主张用国语罗马字者，甚至用注音字母者。先生有感于中国文字有实用价值，有美术价值，而又有团结民族之伟大功能，而为世界文字中之最优者。但书写缓慢，浪费时间，亦确为事实。惟此弊在千年前古人学人亦注意及之，因而创制草体。草书且又为我国各体字中之最美丽者，古人创之，而后人置之，实为一大憾事！先生乃成立草书社，以求研其所以废置之故，乃发现后世草书作者，但注意美丽价值，而忘记其制作目的，草书乃远离于实用。先生乃更成立标准草书社，欲将草书标准化，而恢复其文字功能！”由此段记述可知于右任创制草书标准化的主旨即是提高汉民族繁难文字的书写速度，以节时省力，为民族快速发展提供更为方便的文字书写方法与样式。在《标准草书干字文》的通行前，他们曾做过两次浩繁而艰苦的整理工作。刘延涛记述：

　　初期主张用章草，因为一是章草“字字区别”的，也就是章草是字与字的中间分割明白，不像后来草书连上连下，纠缠不清；二是章草主张“万字皆同”，也就是章草每一个字，有一个固定写法；三是章草“笔断意连”，也就是说笔与笔之间，不必实连，致使游丝满纸。社中同仁此时都到处收集章草资料，凡古之能章草者，与丛帖之中有章法者，估帖亦皆到处收集，最奇特者有如曹子建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虽不能遽定真伪，然要非时人所作。而适于此时得一太和馆本急就章。据先生跋云：“余为提倡标准草书，多收古人名迹，以为参研。二十三年在沪登报征求草书，有持太和馆本急就章与其他帖求售者，余一览惊喜，遂留之。数百年来，海内仅见玉烟堂本与松江本；而皆不及此之美备也。”在编辑标准草书初期，先生预备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所以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但是不久就发现急就章仍有许多缺点：一、许多字的草法太落后了，有些字简直不是草书。二、许多句子太艰涩，许多字也都成了“死”字，不适用了。三、草法也并不一致，并不是真的“一字万同”。于是乃改变计划，预备一部完善的“二王法帖”。在这一期间，草书社同仁的工作，在先生督导之下，专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就是先把散见于各种丛帖和零章断缣的草书收集起来，每一帖作一比较。如某一帖，大观帖刻得好，则用大观帖；淳化阁帖刻得好，则用淳化阁；或者澄清堂刻得好，则用澄清堂；甚至一字亦然，总要用最好的本子。再其次就是释文了。先将各家的释文校其异同，择其最合者；无释文者，斟的意理，为之释文。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实甚繁难，一帖一字，有历时甚久不能解决的，这一工作完成之后，又失望了。因为二王草书虽美，但在草书的组织上，有些字当时以及后来的作者，都还有更进步的写法。先生提倡标准草书重心实为实用，其次才是美艺。若局限于二王，则结果将成为重美艺而忽略了实用。于是不得不把这一部已经即将成书的二王法帖放弃了！草书社的第三阶段工作，才是后来的“标准草书”！

于右任标准草书手稿（局部）

　　标准草书确定前的两次编纂，最终因不满意而不得不放弃即将成书的艰辛工作。在确立以《草圣千文》为母本的编辑后，又经过社中同仁的共同努力，《标准草书千字文》终于于1936年7月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首次正式印行于世。正如于右任在自序中言：“文字为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机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系于国家民族之前途者至大。世界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盖前者整齐正确，而后者迅速适用也。吾国草书之兴，远在汉初，先哲立旨，为其‘爱日省力’也。今者世界之大，人事之繁，国家建设之艰巨，生存竞争之剧烈，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广草书于天下，以利制作而新国运，此其时矣！此其时矣！”草书社对标准草书的取法大致以历代的章草、今草和狂草三系作为字源基础。吸取章草“利用符号”“字字独立”“一字万同”的优点，今草“重形联，去波磔”和狂草“重词联，师自然，以放纵鸣高，以自由博变为能”的优点。“革其弊而兴其利，广其用以永其传，正有待也。自草书社成立，赖诸同事之助，先成草圣千文，并著释例，详加说明，名日标准草书。”为何以草圣千文作为标准草书的母本？于右任讲：“隋唐以来，学草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书家多有草书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一因名作聚会，人献其长，选者利益，增多比较；二因习用之字，大半已具，章法既立，触类易通。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日易识、日易写、日准确、日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对字体的选择无论章草、今草、狂草，对人物的选择无论名家还是普通作者，对遗存实物的选择无论纸帛，砖石还是竹木简牍，只要符合此四则者皆为所用。当标准草书以草圣千文为母体确立后，于右任与社同仁先后又经过九次修订，由此可见，从创立标准草书开始，一直到晚年，于右任从未间断对标准草书这一中华文字工程的完善与研究。从九次修订工程，可以看出他对标准草书的重视程度与极为严格不苟的态度。于右任创立标准草书的初衷，由刘延涛先生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其根本目的和着重点并不是为草书的艺术表现与创作的个性化限定标准，而是为了中华的文明与进步，使大众书写汉字的速度加快，达到“节时省力”的效果，确立“易写、易识、准确、美丽”为书写草体字的四个基本原则。由此说，于右任及同道所创立“标准草书”，其主旨是一次关乎中华民族迅速发展与崛起的一次文字改革意义的文化运动。

　　第二，标准草书与于右任草书艺术的关系以及区别。

于右任草书《游罗浮》中堂

　　我们应当明确认识于右任个人草书艺术创作与标准草书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当代有很多人，甚至一些所谓专业的书家也将二者混为一谈，将于右任草书与标准草书等同起来，甚至错误地认为标准草书是对草书艺术个性表达与发挥的桎梏。

　　首先从标准草书的四个原则分析，于右任订立“易识、易写”为标准草书首要的两个原则，第三点“准确”，即作为文字的书写要有规范，有统一标准。早在秦统一六国后便昭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等的法令，规定以小篆作为通行的文字，经过文字的演变与发展，隶书、楷书都有其统一的书写规则，行书基本是在楷书的结构状态下的连带性书写，而草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书写形式与自我符号。但许多草字的草法结体在历代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故比较混乱。从文化的视角，从民族进步与落后的利害关系上，于右任看到了中国文字书写繁难，耗时费力的缺陷，故尔倡导国人书写速度大大提高的草体字，在总结历代优秀草体字的基础上，与同仁创立相对规范标准化的草字，即标准之目的。最后是美丽，即草字形式美的问题，文字是一种造型艺术，故它就有优劣、美丑之别，美的形式带给观者美的享受，在潜意识中起到教化的作用。‘这种对美的追求，自然使人们产生对美的向往，引导人向美的方向发展。反之，则不然。所以于右任又将美丽也作为一个要求的标准。此四点即是标准草书的要义与基本原则。所以，根据标准草书的这四个原则，主要目的是强调实用性。是以大众普遍能够接受为基本点，重点并非在草书的艺术表现性上，虽然最后一则强调“美丽”，但仍然以大众的基本审美为要求。所以使用极为通俗的“美丽”二字。

　　由此可见，标准草书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以社会的实用性为根本出发点，是为大众，为全社会服务的，所以，我们说标准草书的创立是站在中华民族大文化意义上的一次文字改革行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认定为是对草书艺术表现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标准。即“易识、易写、准确、美丽”是标准草书的四个原则，而非“草书艺术”的四个原则。我们知道隶书、楷书等字体也是有极为严格的书写原则或统一的结字标准，多一点，少一点都会成为另一字，这一点，无需赘言，早已约定俗成，但楷书并不因为有标准而束缚了楷书艺术的表现力，比如同样结字形态的标“准楷书”，欧体有欧体的艺术特征，颜体有颜体的艺术特征，褚体有褚体的艺术特征，赵体有赵体的艺术特征等等，再如，隶书《曹全》《西峡》《乙瑛》《石门颂》等也是这种情形，它们并没有因为统一标准的书写规范而影响了楷书或隶书艺术美的表现与创作。反而在这一规范和标准的要求下，才更凸显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草书艺术的表现也是要有规则的，也要有法度、有准则。章草有章草的法度，今草有今草的法度，狂草有狂草的法度。标准草书正是取章、今、狂三体之优做出适应时代的文字选择。“随心所欲不越矩”，艺术需要艺术家个性表现的充分展示与尽情发挥，古人云“无法而有法乃为至法”，可见，不管何等高超的艺术表现总是要有法则的。决非某些言论所认为标准草书是对草书艺术表现的束缚与桎梏，这里倒是提醒人们正确理解和认为草书的定义，最起码的一点，草书不是信马由缰，毫无顾忌地肆意妄为书体。

于右任草书六朝文四条屏

　　我们决不能把于右任的草书与标准草书等同起来，二者是有密切关系，但不可等同。首先于右任草书脱胎于标准草书，他的草法、结字均不外标准草法，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个原则的基本要求为基础的，但其艺术表现是以其个人的艺术思想进行创作的。他先后经过九次书写其修订而刊印的《标准草圣千字文》，书写的目的虽然是尽量适应为使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基础范本，但仍难掩饰其个人的草书艺术特色。于右任毕竟是大师，从点线的韵律，结字的巧拙，章法的虚实都表现出了草书艺术的变化之美。更何况他中晚年创作的其他大量中堂、对联、轴屏、手札、墓志等的草书作品呢！三十多年来，于右任在创建标准草书的同时，对历代草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自然将历代草书精华吸纳与融入自己的草书艺术之中，尤其对章、今、狂三体的整理与研究，给他带来极为丰富的艺术营养，这种纵览全局的书学阅历是常人很难以拥有的。所以，我们说于右任的草书是标准草书，但又非标准草书，因为他是以标准草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书写的，但并未因标准草书原则的规定而限制他草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晚年虚空寂静的草书艺术境界，更是达到一般草书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祁硕森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

　　西京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北朝碑刻书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陕西近代书法研究所所长

　　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日本翰墨书道会特聘顾问

　　王蘧常显彰会特聘顾问

　　西安市金石学会特聘顾问

　　西安于右任书法艺术博物馆特聘专家

　　论文：

　　1、《碑学高峰于右任》发表于《书法报》2007年7月总第45期。

　　2、《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浅谈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入选复旦大学举办的《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议文集》，（2008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3、《浅谈于右任的革命思想与其书法艺术之关系》入选西安交通大学举办的《于右任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

　　4、自作诗文二则入选“台湾中华粥会诗集”。（2009年8月台湾中华粥会编）。

　　5、《儒道佛思想与于右任书法艺术三境界》2014年10月发表于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著：

　　1、大型书法专著《于右任书法全集》四十二卷，副主编

　　2、《于右任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3、主编《草书学刊》

　　4、主编《书坛巨匠于右任书法作品集》

　　5、主编《百年巨匠于右任书法集》

　　6、主编《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主编《草圣于右任墨迹》

　　8、主编《碑学泰斗于右任书法作品集》

　　9、编《于右任书法艺术大字典》

　　10、主编《陕西书法志o民国卷》，此编撰工程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

　　著作：

　　《百年巨匠-于右任》卷

　　《于右任书学研究》

　　文章来源：北朝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