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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简评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下)

2018-07-04 10:03:44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祁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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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碑学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一方面极力维护碑学的独尊,同时也极力倡导对碑学的改造。他曾讲:“自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今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的这种理想,在他手上并没有达到真正实现。时隔不到半个世纪,我们看到了于右任《秋先烈纪念碑记》。客观地讲,如果没有清早期以来诸多大家在实践与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努力,也不会有《秋先烈纪念碑记》的诞生。于右任站在巨人的肩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住了书法发展的方向。他看到了前人之不足,扬长避短,树起了以碑学为绝对权威的高大旗帜,彻底颠覆了千余年来帖学的“正统”地位。因此可以说,《秋先烈纪念碑记》的诞生,使自清代早期的碑学运动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碑体书法达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和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为中国书法史树立了又一座楷书艺术的丰碑。

  于右任在楷书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其意义极为深远,为他日后行、草书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在楷书研究成功的同时,行书也在自然地转化与提升。对照他许多同一时期所作的楷书与行书作品时发现,他在研究楷书的同时将楷体进行了自然轻松的行书化演进。同作于1929年的《云林送倪中恺入都》(图十一)行书作品和《耿端人墓志》楷书作品,二者并没有多少风格的变化。前者只是行书特征的字距错落加大,行距疏密连带较随意,创作的自由空间发生了较大的伸宿。书于1930年的《草窗韵语》(图十二)和前面提到的1930年的《秋先烈纪念碑记》仍然是这种较统一的风格。这就说明他的行书仍然是在碑体楷书形式上的转化。所以我们可称它为“碑体行书”。

  于右任的行书,从美学境界来讲是高于楷书的,从他较多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由上海友声文艺社出版的《右任墨缘》(分为上、下集),里面收集了先生这一时期的大量行书精品。由于楷书是一种要求相对工整端庄的书体,使人的个性展现受到了较大的束缚。楷书的这种方式再也不能充分表达他盛年时期那种高迈豪逸的艺术追求与思想情怀。

  于右任先生行书的鼎盛期,应该在他五十二、三岁时期,即1932年前后。这一时期他为亲朋好友和慕名索书者写了大量的行书作品。中堂、对联、轴屏、册页、手卷应有尽有,其中对联作品最多,可能是对联形式更受大众热爱,或因其字型较大,更适合他性情抒发的缘故吧。比如对联“经刊泰山石,道在洛水书。”(图十三)、“百城据书史,满座列尊彝”(图十四)、“高寻白云逸,秀夺五岳雄”(图十五)。观其三联,气势博大沉雄,慑人魂魄,运笔大胆豪放,意趣高古简远。不仅一扫帖学自元明以来温弱媚秀的陋习,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此前在碑学行书领域取得成就的各位先贤。

  于右任致力于草书研究投入的精力最多,花费的时间也最长。他在研究草书的过程中大致有三个较明显的转化阶段。1927-1939年为搜集整理阶段,1940-1949年为创建完善阶段,1950年以后他的草书已达到了平淡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升华阶段。最终形成了成熟的“于体草书”。

  大约在1927年,于右任就开始对草书进行学习研究。他曾在《标准草书自序》中讲“余中年学草,每日谨记一字,二三年间,便可执笔。”我们在对他1930年12月所作的“民治园”行书中,已发现其中夹杂着草书字体。这时期应当是他对草书的集字阶段。真正研究草书应当是1931年12月在上海与同道发起成立的“草书社”(次年易名为“标准草书社”)开始。草书社的目的,是对历代纷繁复杂的草书进行标准化的研究与整理,为习草书者开辟一个便捷而统一的法则。关于标准草书的文字改革意义,我们暂且不谈,仅他编辑《标准草圣千字文》的过程,我们就能感受到,先生为了草书标准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最重要的是,在整理研究过程中,对他草书艺术创作所获得的收益是极为重要的。据说当时选字约六十余万,他都亲自一一筛选,所选涉及历代刻帖古本就有一百多种,涉及书家一百四十多位。另有七十七字在古迹中找不到如意的字迹,他就与社中同仁多次讨论,按标准草书的原则并依古法进行补充。经过长达五、六年的时间,《标准草圣千字文》终于在1936年第一次出版面世,前后经过九次修订,刘延涛在《后续》中说:“标准草首揭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原则,而复确立草书系统,挈合符号、表列条贯,晤一通百。于极紊乱复杂之中,求出其极清晰之演变规径,而为中国文字放一异彩。”

  纵观1934年所书的《孙公荆山墓表》(图十六)、题跋《鹞雀赋》手稿,1935年所书《胡太公墓志铭》、《赵君次庭墓志铭》,1936年所书的《周石笙墓志铭》、《赵母曹太夫人墓表》,1939年的《李雨田先生墓表》(图十七)等等。可以看出,他重点吸收和研究的对象,显然有“二王”今草,如王羲之《十七帖》,王献之《二十九日帖》,孙过庭《书谱》,章草《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等的影子,整理过程中,他对以上各名帖逐渐的融会与把握。当然还夹杂着对其他历代各书家的吸收与改造。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人们往往认为,于右任的草书只不过是对帖派诸家的研习而形成的风格。这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认识。显然忽略了他的行楷书对其草书的奠基作用。事实上他的草书,是以早期的“碑体楷书”,和中期的“碑体行书”这一碑学精神主干来统摄各家草书的精华所形成的草书风格。我们能明确看到他的草书作品中有一条碑派的主线贯穿始终,而绝非对百家百体的东拼西凑或直接挪用,他是将百家百体之长融入自我的草书创作之中,具体地讲就是以魏碑的用笔,使转、书写气质等刚性元素为主骨采用标准草书的形式法则共同构成为他所用的草书风格气象。因此我们称于右任的草书是以碑体作为精神主干,且兼容百家之所长的草书为“碑体草书”。他所独创的这种碑体草书是史无前例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于右任的草书艺术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面貌,从1939年所书的《李雨田墓表》等许多作品来看,无论运笔、结构、章法都已达到新的高度,此时的草书更加流畅,更加自然天成,将诸家之长、碑学之魂及自我感悟进行有机统一,形成了完全真正意义上的碑体草书亦即大众所说的“于体草书”。

  1940年后先生创作大量草书作品,从1945年六月二十四日作于重庆的“十二帖”册页(图十八)看,虽为册页,字仅核桃大小。但落墨大胆,气势夺人。此册前两页为1944年所作的“双调·人月园”,后十页为“西安负土冢碑铭”(一、殉难人民碑,二、阵亡将士碑)“双调·人月园”是此二碑的前奏和回忆。

  于右任先生是一位嫉恶如仇的人,他在《双调·人月园》(回忆)写到:“山河表里风云会,曾记我来思。买牛学稼,呼鹰结客,驻马寻碑。酸甜戏耳,苏辛为友,李杜为师。八年血战,不为名将,泪洒关西。”“西安负土冢碑铭”中写到:“(一)殉难人民碑:长安人民为革命守长安之城,为革命有以牺牲,而求解放兮,将脱人群于锁钮,世方同此饥瘦兮,长围之既久伫白日兮,青天赋幽灵兮不朽。”“(二)阵亡将士碑”:“民族之战士,战于是,守于是,葬汝骨于是,世界不平,決然扫荡,民生困穷。孰为此状,以主义为垣墉,以精诚为甲仗碧血兮,人间繁华兮,土冢上革命成功兮,歌永壮。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于右任录于重庆。”以上这些词曲,都是在为数万死难民众而呼号,在为血溅沙场的千百将士而呐喊。他将无数愤懑凝聚于心头、倾注于笔端,激情四溢,甚至不顾忌作品的成败得失。开首“双、调、人、月、园”五字,笔包墨溢,结体看似模糊不清的“败笔”,实则情感法度尽在其内。作品自始至终笔法起落跳荡,行笔的节奏缓急,章法疏密聚散等所有书法元素完全都归依于作者的情感之中。随情感起伏而起伏,随情感转移而转移。达到“书法节奏与情感节奏的高度统一”。读其诗,观其书,令人想到王羲之咏叹于会稽山而作的《兰亭序》,颜平原悲闻贤侄阵亡沙场愤然而书的《祭侄稿》。先生为亡者之情、为亡者之诗、为亡者之书,当与他们同耀于书史之上。再观同时期所书“正气歌”(图十九)和1945年所书“由港至鹅鸞鼻看打鸟鱼”,以及到1949年前的许多作品都是这种风格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

  经过搜集整理、开拓创新两个重要阶段,约1950年后,年过七十的于右任由于政治原因赴台,此后他的草书风格又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通过作于1950年二月的“险艰金石”联(图二十),1957年的“礼记·礼运篇”(图二十一),1961年的“开国于今”立轴(图二十二),一直到1964年的“于良史春山夜月诗”、“写字歌”、“陶渊明”(图二十三)等作品看,形式感上已没有如“西安负土冢碑铭”那种激情四溢的锋芒毕露,也很难见到如行书“高寻、秀夺”等联所释放出来的那种雷霆万钧的磅礴气势。这或许是由于他历经多年的艰辛与坎坷而修得的“正果”;或许是由于他对人生社会的大彻大悟,使他的书法艺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再次升华。件件作品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和气天真。运笔圆起、圆转、圆收,方中寓园,园中寓方。章法布局错落有致,疏密聚散随兴而至,一任自然。几乎见不到北碑的那种冷峻与方折,碑帖古法已被他的自然天成所消解。如先生所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时,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在《写字歌》里他讲到:“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这正是他追求“自然”之境界的自然体现。

  当然,我们绝不可忽略的是,于右任先生的草书成就,离不开自清以来,由碑学诸家的不断探索所取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丁文隽曾说:“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而于右任正是站在这种历史“巨流”的潮头浪尖上,并将这一“巨流”推向了新的历史高潮。他把历代帖学以及清代以来碑学理论与实践的优秀成果融化演进为一种寓壮美与秀美为一体的“碑体草书”。他独辟蹊径,达到了前人之所未及的高度,在中国书法史上树起了继王羲之之后又一座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丰碑!

  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标准草书的文字改革意义。于右任在创建标准草书时,就明确提出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目标。通过创建推广标草,以推动中国文字的发展。遗憾的是,由于诸多社会文化原因,他的这一远大理想未能如愿。如果我们能在标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走,使其进一步完善、实用,并大力推向社会、推向大众。让小学生在学第一个汉字时就学习相应的标准草书,如同我们现在同时学习英语字母的大写、小写、印刷体、手写体一样,让所有学汉字的人都能认识标草、书写标草,使复杂难写的汉字变得简单易学,这对中国文字的发展将会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炎黄子孙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文字的进步即是社会的进步,这是多么艰巨而宏伟的历史工程,要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力倡导和共同努力。当今中国,适逢盛世,欣欣向荣,但书法家很少参与政治,更不能参与政策制定,大都过于职业化,很难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以实现这样的美好愿望。不过,只要我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胸怀这一理想,坚定信念、不断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实现于右任先生的历史宿愿,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于右任先生是个革命家,所以他的书法研究过程非常突出地体现着他的革命家的思想品格。他由一个书法爱好者逐渐转化成一个强烈的书法革命者,取得了至少在碑学领域无人能及的历史成就。他对书法的关怀不局限于书法本身,他的视野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他后来之所以大力推广历经数十年苦心经营的标准草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字的发展,以便让汉字有一个易识、易写、实用的统一法则。通过文字的改革与发展达到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之目的。于右任的书法胸怀是一个博大的宏伟的革命家胸怀。我们学习研究于右任的书法,不能仅仅局限于他的书法本身,而应注意他在创立书法艺术体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广收博取、推陈出新的革新精神,大胆探索一切能启发我们提高书法新境界的艺术元素,这样我们才能很好的学习于右任、继承于右任、发展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附图出处:

  图一:《兰亭》节录 (张译丹提供)

  图二:“赠式之立轴”《于右任先生书法》 (陕西人美出版)

  图三:“人道自由”联 (焦宪臣提供)

  图四:《赠召卿屏轴》 (同图二)

  图五:《民治校园杂诗》 《中国书法全集——于右任

  图六、七、八、九 《于右任书法选辑》(三秦出版社)

  图十:王羲之《黄庭经》 《王羲之、王献之小楷》

  图十一:云林送倪中恺入都 《于右任墨迹选》

  图十二:草窗韵语 《于右任先生书法》

  图十三:“经刊道在”联 《一代草圣》

  图十四:“百城满座”联 (祁宝绪提供)

  图十五:“高寻秀夺”联 《右任墨缘》(上海友声书社)

  图十六:孙公荆山墓表 《于右任书法选辑》(三秦出版社)

  图十七:李雨田先生墓表 (同图十六)

  图十八:十二贴册页 (张译丹提供)

  图十九:“正气歌” (张译丹提供)

  图二十:“险艰金石”联 《旷代草圣》

  图二十一:《礼记.礼运篇》 《一代草圣》

  图二十二:“开国于今”轴 《一代草圣》

  图二十三:“陶渊明” 《于右任书法全集》

  参考书目:

  【1】钟明善,《于右任书法艺术管规》,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振濂主编《近现代书法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3】丁文隽,《书法精论》,北京,中国书店,1983

  【4】(清)康有为,《广艺丹双辑》,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4

  【5】马啸,《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6】于右任,《于右任书词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7】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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